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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好消息传来。关淳留在武汉市了!地质研究所,中央在汉企业,好单位!百分之百!铁板钉钉!系里都填写好了通知书了!果然是结婚证和洗衣机有分量啊!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春儿,去,今天早些把嘟嘟从幼儿园接出来。咱们全家上餐馆吃去!大吃大喝!好好庆贺!
可是,正如我们课本里中国戏剧说的那样: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我的分配下来了。我却被分配到湖北省孝感县文化馆。天啦,为什么福不双降啊?一个小小县城的文化馆!哪里需要武大的一个女高材生啊!难道我,转眼就变成县城人了?一辈子的户口,就落在一个小县城了?国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那么,我的子孙后代,将都是乡下人了?大学生毕业生固然吃商品粮,可是小县城和乡下有什么区别?不!我坚决不去孝感!为什么大多数同学都在城市,要我一个人去孝感?
我活该!
我21岁去孝感,发誓要很快回武汉。我并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在几天以后?几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两年以后?返回武汉。
待到三年的时光过去,当第四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我已经变成了25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个时候,我才悔恨地觉悟到:我没有珍惜时间!时间应该是被我一天一天地过。被我分分秒秒地过。应该列出一张生活的日程表,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哪一天该吃什么,哪一天该逛商店购物,哪一天该去看一场电影了,哪一天该和老同学见面聊天(25岁的1987年春天的觉醒,直到40岁的2002年春天,还是在惨痛离婚的催生之下,觉醒才变成了实际行动,我终于列出了一张生活日程表,把它郑重地贴上了我的卧室,一个单身母亲的墙面。那一刻,思绪飞回1987年春天的孝感县城,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之间有着多么漫长的距离啊!啊,感慨万千!感慨万千!)
21岁的大姑娘,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瘦弱,淡薄,刚刚走出校门,还没有学会说话。她没有经验和阅历来支撑自己的语言。她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时常不知所云。当然,自己还不觉得,自己还十分自以为是(那些中年人和我说上三句话就心有数了。他们不和我争论了。他们的表情就出来了——那种后来我对年轻人也不免经常流露的表情)。
不过,我的自以为是不是故意的,是必然的,因为,在学校,我已经阅读过卡夫卡和伍尔芙了,西方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哦,意识流,利比多,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孝感县有几个人知道?邓丽君都过时了。还是台湾校园歌曲比较纯美。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尽管我的童年幻想是吃顿饱饭,我还是有本领体会别人的美好。我们要追求美好,不是吗?要追求!如此,我怎么可以让我们孝感县文化馆,还组织八个大脸盘姑娘,在我们的小院子里,继续排演过时的表演唱呢?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八个姑娘,手持彩纸扎成的粗糙向日葵,大脸上堆满空洞多情的傻笑,唱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哪,一颗红心暖万家,暖万家——(电影《红雨》的插曲,1975年放映的片子,过时了过时了!)
我们应该排练女声小合唱。我从武汉的同学那里借来一只三洋(录放机的统称),大家团团围坐,听磁带上面的歌,模仿学唱。对于小县城,港台爱情歌曲不合适,高难度拉网小调不合适。我选择简单明快温和清新的《毛毛雨》。姑娘们,来,站两排,白衬衣黑裙子,黑面白边的方口北京布鞋,身子轻轻晃动,轻轻地!随着节奏!谁都不准傻笑,只能微笑,不,只需要笑意。预备齐——唱: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齐来到郊外,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滋润了我的胸怀。啊,毛毛雨!啊,毛毛雨!
我们文化馆的董馆长,用手指,划拉掉黢黑的鼻孔里淌出来的液体,噗哧笑了。小县城是最不喜欢毛毛雨的,一下毛毛雨,小街就泥泞不堪了。当然当然,一个大城市的小姑娘,下到县城本来就委屈死了,就让你瞎折腾折腾吧。
但是!董馆长失算了!我们的小合唱轰动了县城。我们耳目一新。我们洋派高雅。我们所唱之处,处处掀起欢腾的浪潮。我们文化馆,顿时热闹起来,整个县城所有的文娱活动爱好者,都自动聚集到了这里。我们的业余演出队伍庞大浩荡,到田间地头去演出,把贫下中农的脸上笑得开了花。农民喜欢毛毛雨。毛毛雨又不受灾,又可以歇工休息。毛毛雨,啊,毛毛雨,你是多么可爱!——好容易唱的歌啊!胆大的农民马上就跟着唱了。关键的是,歌曲最后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噢,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农民都说:是的是的!唱得好!
好了。我们开始引人注目。开始接受领导的接见。开始在各种农村文化活动竞赛中获得大红奖状。看看,我给孝感文化馆带来了什么啊?我说的很快,就是这个意思。省文化厅马上就注意到我们文化馆了。也就马上注意到我了。都知道我是一个武汉姑娘了。知道我是武大毕业生。知道我是一个小才女。在孝感小县城那是屈才了。现在到处都急需人才啊!事情就是这样,调回武汉的可能性,就是很快就出现了。这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而现在已经是需要人才的时代!
我的创作灵感被激发出来,我也需要更大的成绩来表现自己,我到处走访老乡。我流连在董永公园寻找灵感,我在老柳树下托腮想象七仙女下凡的情形。不久,我就新编了话剧《新天仙配》,由孝感县剧团演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去省里调演,震动了省文化厅的领导。他们表扬我更深刻地挖掘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我在全省文化系统声名鹊起。接着又编写了话剧《等待小猪倌》,《菊花出走之后》。这两个剧本,都被我们省文化馆的《说唱艺术》杂志刊登了,他们还给我发了62元钱稿费!稿费!天啦!我把这62元钱,缝制在一个红布袋子里,缀上一束流苏,作为吉祥物,高高悬挂在蚊帐里头,我每夜都要看着它,含笑入睡。省话剧团的人问我是否愿意调到他们那里做编剧?我喜出望外。我故作深沉地回答:我得考虑一下,因为省文化厅和省文化馆也想要我呢!
很快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的聪明才智一旦显露,立刻就引来了方方面面的瞩目。省里几个单位的人事干部,都有人来,查看我的个人档案,找董馆长调查我的平时表现。董馆长每次都说:叶紫啊!我给你说了几箩筐的好话,将来调到了省里,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哟!我说:不会的!不会的!这种感觉,不就是很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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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我们课本里中国戏剧说的那样: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我的分配下来了。我却被分配到湖北省孝感县文化馆。天啦,为什么福不双降啊?一个小小县城的文化馆!哪里需要武大的一个女高材生啊!难道我,转眼就变成县城人了?一辈子的户口,就落在一个小县城了?国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那么,我的子孙后代,将都是乡下人了?大学生毕业生固然吃商品粮,可是小县城和乡下有什么区别?不!我坚决不去孝感!为什么大多数同学都在城市,要我一个人去孝感?
我活该!
我21岁去孝感,发誓要很快回武汉。我并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在几天以后?几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两年以后?返回武汉。
待到三年的时光过去,当第四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我已经变成了25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个时候,我才悔恨地觉悟到:我没有珍惜时间!时间应该是被我一天一天地过。被我分分秒秒地过。应该列出一张生活的日程表,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哪一天该吃什么,哪一天该逛商店购物,哪一天该去看一场电影了,哪一天该和老同学见面聊天(25岁的1987年春天的觉醒,直到40岁的2002年春天,还是在惨痛离婚的催生之下,觉醒才变成了实际行动,我终于列出了一张生活日程表,把它郑重地贴上了我的卧室,一个单身母亲的墙面。那一刻,思绪飞回1987年春天的孝感县城,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之间有着多么漫长的距离啊!啊,感慨万千!感慨万千!)
21岁的大姑娘,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瘦弱,淡薄,刚刚走出校门,还没有学会说话。她没有经验和阅历来支撑自己的语言。她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时常不知所云。当然,自己还不觉得,自己还十分自以为是(那些中年人和我说上三句话就心有数了。他们不和我争论了。他们的表情就出来了——那种后来我对年轻人也不免经常流露的表情)。
不过,我的自以为是不是故意的,是必然的,因为,在学校,我已经阅读过卡夫卡和伍尔芙了,西方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哦,意识流,利比多,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孝感县有几个人知道?邓丽君都过时了。还是台湾校园歌曲比较纯美。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尽管我的童年幻想是吃顿饱饭,我还是有本领体会别人的美好。我们要追求美好,不是吗?要追求!如此,我怎么可以让我们孝感县文化馆,还组织八个大脸盘姑娘,在我们的小院子里,继续排演过时的表演唱呢?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八个姑娘,手持彩纸扎成的粗糙向日葵,大脸上堆满空洞多情的傻笑,唱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哪,一颗红心暖万家,暖万家——(电影《红雨》的插曲,1975年放映的片子,过时了过时了!)
我们应该排练女声小合唱。我从武汉的同学那里借来一只三洋(录放机的统称),大家团团围坐,听磁带上面的歌,模仿学唱。对于小县城,港台爱情歌曲不合适,高难度拉网小调不合适。我选择简单明快温和清新的《毛毛雨》。姑娘们,来,站两排,白衬衣黑裙子,黑面白边的方口北京布鞋,身子轻轻晃动,轻轻地!随着节奏!谁都不准傻笑,只能微笑,不,只需要笑意。预备齐——唱: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齐来到郊外,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滋润了我的胸怀。啊,毛毛雨!啊,毛毛雨!
我们文化馆的董馆长,用手指,划拉掉黢黑的鼻孔里淌出来的液体,噗哧笑了。小县城是最不喜欢毛毛雨的,一下毛毛雨,小街就泥泞不堪了。当然当然,一个大城市的小姑娘,下到县城本来就委屈死了,就让你瞎折腾折腾吧。
但是!董馆长失算了!我们的小合唱轰动了县城。我们耳目一新。我们洋派高雅。我们所唱之处,处处掀起欢腾的浪潮。我们文化馆,顿时热闹起来,整个县城所有的文娱活动爱好者,都自动聚集到了这里。我们的业余演出队伍庞大浩荡,到田间地头去演出,把贫下中农的脸上笑得开了花。农民喜欢毛毛雨。毛毛雨又不受灾,又可以歇工休息。毛毛雨,啊,毛毛雨,你是多么可爱!——好容易唱的歌啊!胆大的农民马上就跟着唱了。关键的是,歌曲最后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噢,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农民都说:是的是的!唱得好!
好了。我们开始引人注目。开始接受领导的接见。开始在各种农村文化活动竞赛中获得大红奖状。看看,我给孝感文化馆带来了什么啊?我说的很快,就是这个意思。省文化厅马上就注意到我们文化馆了。也就马上注意到我了。都知道我是一个武汉姑娘了。知道我是武大毕业生。知道我是一个小才女。在孝感小县城那是屈才了。现在到处都急需人才啊!事情就是这样,调回武汉的可能性,就是很快就出现了。这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而现在已经是需要人才的时代!
我的创作灵感被激发出来,我也需要更大的成绩来表现自己,我到处走访老乡。我流连在董永公园寻找灵感,我在老柳树下托腮想象七仙女下凡的情形。不久,我就新编了话剧《新天仙配》,由孝感县剧团演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去省里调演,震动了省文化厅的领导。他们表扬我更深刻地挖掘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我在全省文化系统声名鹊起。接着又编写了话剧《等待小猪倌》,《菊花出走之后》。这两个剧本,都被我们省文化馆的《说唱艺术》杂志刊登了,他们还给我发了62元钱稿费!稿费!天啦!我把这62元钱,缝制在一个红布袋子里,缀上一束流苏,作为吉祥物,高高悬挂在蚊帐里头,我每夜都要看着它,含笑入睡。省话剧团的人问我是否愿意调到他们那里做编剧?我喜出望外。我故作深沉地回答:我得考虑一下,因为省文化厅和省文化馆也想要我呢!
很快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的聪明才智一旦显露,立刻就引来了方方面面的瞩目。省里几个单位的人事干部,都有人来,查看我的个人档案,找董馆长调查我的平时表现。董馆长每次都说:叶紫啊!我给你说了几箩筐的好话,将来调到了省里,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哟!我说:不会的!不会的!这种感觉,不就是很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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