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没钱万事难
这几人是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馆人员,他们已经接到了电报通知,为首者是一个风度翩翩、气度不凡、年约五旬的儒雅男子,此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号称“民国第一外交家”的著名外交家、此时的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
“顾大使,劳烦你亲自迎接,我们真是过意不去并且受宠若惊啊!”蒋百里上前微笑着跟顾维钧打招呼并互相握手。
“哪里,哪里,分内之事嘛!”顾维钧笑道,他此时还不知道蒋纬国的真实身份,因此把注意力都放在蒋百里和沈嗣良等人的身上。双方客套寒暄一番,随后由顾维钧带路,众人前往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并休息一晚上,准备次日早上出发,乘火车从马赛直达柏林,火车票自然已经被顾维钧等人提前买好了。
顾维钧是驻法大使,公务繁忙,本来不会在马赛逗留一晚上,但他提前收到国民政府的电报,并且还受到蒋百里的暗示,因此当晚也住在了饭店里。吃过晚饭后,蒋纬国和蒋百里一起敲开顾维钧房间房门。“顾大使,这位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蒋百里介绍道,“他有事情跟你说。”说完,蒋百里转身离开,他虽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也估计到蒋纬国应该是被蒋介石交付了什么机密任务,所以蒋纬国和顾维钧进行商谈时,他是不方便在场的。
关上门后,顾维钧十分吃惊地看着蒋纬国:“你就是蒋二公子?快,快请坐。”
蒋纬国笑了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取出一封信递给顾维钧:“顾先生,这是我父亲给你的亲笔信。”
“哦?”顾维钧顿时更惊讶了,他接过信函,打开看了看,上面就几句话,意思很简单,蒋介石在信上吩咐(或者说是命令)顾维钧在欧洲这边要配合(或者说是服从)蒋纬国工作。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了。”顾维钧神色很郑重地看着蒋纬国,“不知道二公子有什么地方需要鄙人帮忙?”顾维钧明白,蒋纬国手里的这份蒋介石亲笔信等同于圣旨兼尚方宝剑,自己肯定要服从蒋纬国的调度和派遣。实际上,蒋纬国本人就是一把“会走路的尚方大宝剑”。
“顾先生,我需要你帮我做三件事,越快越好。”蒋纬国同样神色郑重,“首先,我需要你帮我联系到欧洲这边的华侨组织领袖。”
顾维钧点头:“此事不难。”
蒋纬国继续道:“其次,我需要你帮我联系到犹太人的首脑人物。”
顾维钧再次点头:“此事也不算难。”
蒋纬国接着道:“第三,我需要你派出两路人手,一路前往英国,前去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寻找一个叫亚历山大弗莱明的英国科学家。这个人是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的,他在好几年前曾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关于一种叫‘青霉素’的抗菌药物,但没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你找到这个人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他带出英国,说服他以后为我们工作。”
他说着,取出陈嘉庚在新加坡交给他的五万美元支票,递给顾维钧:“这笔钱交给你了,还有我父亲汇到你这里准备转给我的六万美元,也交给你,你就用这笔钱去寻找和聘请那个亚历山大弗莱明。如果十一万美元不够,那你暂时给他开空头支票,我以后再补上。记住,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顾维钧面露疑惑地接过支票:“这个人有这么重要吗?”
蒋纬国点头:“这个人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能够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并且他的发现还能成为我们的摇钱树、聚宝盆。”
顾维钧郑重点头:“好!我明白了!另一路呢?”
蒋纬国说道:“去美国芝加哥,联系一个叫保罗高尔文的人,这个人在芝加哥经营着一家叫‘高尔文制造公司’的收音机企业,你帮我联系他,说中国政府想跟他公司进行合作。”
顾维钧再次郑重点头:“行,我即刻去办。”
蒋纬国嘱咐道:“顾先生,这是国家机密,注意保密,只有我父亲、我、你三个人知道。”
顾维钧眼中露出惊奇目光,随后肃然正色道:“我明白!”
把这三件事交付给顾维钧后,蒋纬国回到自己房间里,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三件事都是有重大作用的,第一件事就不用说了,蒋纬国要把欧洲华侨也变成他的钱袋,第二件事具有两大作用,蒋纬国想跟犹太人进行互利双赢的合作,犹太人有钱又有才,但无权又无势,蒋纬国需要犹太人的金钱和才干,而第三件事主要还是为了捞钱。
医学上有三种药物号称“三大经典药物”,正是青霉素、阿司匹林、安定,因为这三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上最普遍、实际需求量最庞大、跟普通人生活最贴近。阿司匹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安定是一种作用广泛的药物,能克制焦虑、静心安眠、抗癫痫、抗惊厥、缓解炎症性肌肉痉挛、治疗惊恐和紧张性头痛,还可以用于麻醉辅助等;至于青霉素,更是大名鼎鼎,这种药物对人类而言具有不可替代、无法估量的重大作用,它可以强力而高效地杀死很多种常见病菌。没有青霉素,人在病菌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人如果感染病菌并且没有抗菌素,体内病菌就会大量繁殖,导致感染处发炎流脓、身体不断地恶化,最终让患者凶多吉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肺结核,没有青霉素的话,人得肺结核后必死无疑。
此时,那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的英国生物学家已经发现青霉素,但他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制造和提炼青霉素的办法,因为他的这个重大发现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直到历史上的1941年,青霉素才真正地成为用于治病救人的重要药物。蒋纬国如果能把亚历山大弗莱明和青霉素提前掌握在手,既能提高中国的医疗水平、救治不计其数的国人和国军将士,也能把青霉素变成一棵大摇钱树。
青霉素可以变成摇钱树,高尔文公司的发明也能变成摇钱树,因为高尔文公司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历史上的1940年,高尔文公司发明出一种轻便的军用无线电对话机,就是一种初级的步话机,在战场上作用极其巨大,但开始时没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蒋纬国如果能把这种便携式军用无线电对话机掌握在手,就跟青霉素一样,不但对中国抗战大有裨益,也能带来滚滚的财富。
“没钱真难啊!”躺在床上,蒋纬国满腹愁绪地喃喃着。
7月27日下午,蒋纬国一行人乘坐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
刚到柏林,蒋纬国就感到了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蓬勃朝气。尽管此时的德国还未完全从上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阴影中恢复过来,但这个国家已经明显得到重生,萧条破败之景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日新月异的繁荣昌盛,举目望去,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画面,希望的阳光和煦地照在这片处于欧洲十字中心的土地上。城市的街道上,行人车辆井然有序,一栋栋高楼大厦在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整个国家一片忙碌、积极向上。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沿途街道的楼房上都悬挂着大量的纳粹党“卐”字旗帜,黑色和红色交汇着,显示出了一种铁与血的锋芒。三年半前,德国现任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正式上台时,德国的失业率高达20%多,六百多万人没有工作,但现在,德国的失业率几乎为零,并且,希特勒在上台时郑重承诺的“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都有面包和牛奶”的诺言已经基本实现,因为希特勒的领导和指引,德国的国力正在重振,德国的军队正在重建,德国的经济正在复苏,德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正在复兴,德国民众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即便是蒋纬国这个外国人,他也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爱戴和衷心拥护,因为德国民众根本没理由不爱戴、不拥护希特勒。一战结束后的德国因为战败,不但从世界一流强国沦为了三四流国家,并且还被迫签署了极度损害德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德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是一落千丈,德国陆军只允许保留十万人,海军只允许保留很小的规模,空军更是不允许存在。毋庸置疑,德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被前所未有地践踏了,所有德国人都渴望德国能出现一个铁腕的领导人,带领他们重拾德意志昔日的尊严、荣耀、辉煌,而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在去年春,德国军队正式开始扩军,今年三月,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德国的莱茵区十分类似中国的上海,莱茵区本是德国的领土,上海本是中国的领土,但英法列强不允许德国在莱茵区驻军,日本不允许中国在上海驻军,可想而知,当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时,德国民众是何等激动,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希特勒在领导他们走向复兴。
“古今中外,各种形形色色的独裁者犹如过江之鲫。”蒋纬国暗想道,“有的独裁者毫无真本事,只是依靠谎言欺骗民众,通过洗脑手段把自己伪装成民众心里的‘神’,而希特勒虽然也是独裁者,但他是有真本事的,他是依靠真材实料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成功地赢得了德国民众对他发自肺腑的尊崇、拥护、热爱、支持。”
蒋纬国来到德国,是要跟希特勒和德国进行全方面的、紧密的、广泛的、战略性的合作。
希特勒是个大魔头、恶贯满盈的战犯、杀人如麻的屠夫,这是不容置疑的,蒋纬国对此也是承认的,他没有丝毫“美化”希特勒的意愿,但他还是要跟希特勒进行合作,为什么呢?
第一,没错,希特勒确实不是什么好人,西方人恨透了他,但是,希特勒没杀过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蒋纬国为什么不能跟希特勒合作?难道因为西方人恨希特勒,所以蒋纬国也要感同身受地恨希特勒?这跟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有什么区别?希特勒双手沾满西方人的鲜血,但是,这关蒋纬国什么事啊?蒋纬国干嘛要给西方人哭丧?君不见,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无恶不作时,西方人也没有为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而感同身受、而仇恨日本人呀!
第二,只要能让中国得到胜利和强盛,蒋纬国就算跟魔鬼合作也是在所不惜。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天经地义的,哪怕要牺牲自己的灵魂;
第三,蒋纬国只是跟希特勒合作,而不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给希特勒,他的行为绝对不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希特勒是他的合作伙伴,不是他的“外国干爹”。
前来迎接蒋纬国、蒋百里、沈嗣良一行的,是以国民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为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众人互相见面,客套寒暄一番,然后在程天放的安排下一起住进了大使馆,如此安排也是十分无奈的,因为经费缺乏。虽然蒋纬国给体育代表团提供了两万美元的赞助资金,但代表团成员们决定能省就省,绝不铺张浪费。
“百里先生,我在你们来柏林前就已经向德国政府递交了请求函,希望希特勒元首安排时间接见你们,德国政府对此已经表示同意。”单独会谈时,程天放对蒋百里和蒋纬国说道。
“那就好。”蒋百里轻轻地松口气,“希特勒既然肯见面,说明他暂时还不想排斥中国或放弃中国,那我们继续维持中德关系就有希望了。”
“不过…”程天放脸上掠过一丝阴郁神色。
“怎么了?”蒋纬国问道。
程天放叹口气:“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一直在柏林频频活动,跟德国军政高层们屡屡单独会面,还曾得到希特勒的两次亲自接见,另外,日本访德特使松冈洋右和白鸟敏夫此时也在柏林进行各方面政治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说服德国放弃中国,转而跟日本结盟。虽然希特勒的态度还不甚明朗,但各方面迹象都表明,希特勒正越来越倾向于跟日本结盟。”
“日本人的动作也不慢啊…”蒋百里脸上同样浮出了阴郁神色,“看来,我们这次德国之行怕是不会那么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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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此次来德国是奉蒋介石命令出使欧洲,要与日本展开外交战,为即将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竭力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其中,德国是重点,也是关键核心。蒋介石指示蒋百里,要尽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国的合作和联盟,即使不能圆满完成任务,至少也要能说服希特勒不要跟日本搞得那么热乎,不要支持日本进攻中国,哪怕在中日开战后保持中立也好,同时使德国不要阻止和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对日作战。
眼下的德国是中国最重要、最依赖的合作盟友,如果这个盟友站到中国敌人日本那一边,毫无疑问,这对中国的打击会是非常沉重的。
此时的中德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亲密无间的蜜月期。事实上,翻阅1840年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苏俄、英国、法国等东西方的列强大国无一不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四国因此而无不让中国人痛恨得咬牙切齿,反观同样属于西方列强之一但却屡受围攻的德国,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其充满一种十分奇特的好感。
蒋纬国冷哼一声:“怕什么?在战场上,我们要打败日本人,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也要打败日本人!”
蒋百里看着蒋纬国,略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他认为蒋纬国此话只是年轻气盛之语,因为他很清楚,继续维持中德关系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还有日本人在中德两国间百般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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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哪里,分内之事嘛!”顾维钧笑道,他此时还不知道蒋纬国的真实身份,因此把注意力都放在蒋百里和沈嗣良等人的身上。双方客套寒暄一番,随后由顾维钧带路,众人前往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并休息一晚上,准备次日早上出发,乘火车从马赛直达柏林,火车票自然已经被顾维钧等人提前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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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门后,顾维钧十分吃惊地看着蒋纬国:“你就是蒋二公子?快,快请坐。”
蒋纬国笑了笑,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取出一封信递给顾维钧:“顾先生,这是我父亲给你的亲笔信。”
“哦?”顾维钧顿时更惊讶了,他接过信函,打开看了看,上面就几句话,意思很简单,蒋介石在信上吩咐(或者说是命令)顾维钧在欧洲这边要配合(或者说是服从)蒋纬国工作。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了。”顾维钧神色很郑重地看着蒋纬国,“不知道二公子有什么地方需要鄙人帮忙?”顾维钧明白,蒋纬国手里的这份蒋介石亲笔信等同于圣旨兼尚方宝剑,自己肯定要服从蒋纬国的调度和派遣。实际上,蒋纬国本人就是一把“会走路的尚方大宝剑”。
“顾先生,我需要你帮我做三件事,越快越好。”蒋纬国同样神色郑重,“首先,我需要你帮我联系到欧洲这边的华侨组织领袖。”
顾维钧点头:“此事不难。”
蒋纬国继续道:“其次,我需要你帮我联系到犹太人的首脑人物。”
顾维钧再次点头:“此事也不算难。”
蒋纬国接着道:“第三,我需要你派出两路人手,一路前往英国,前去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寻找一个叫亚历山大弗莱明的英国科学家。这个人是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的,他在好几年前曾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关于一种叫‘青霉素’的抗菌药物,但没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你找到这个人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他带出英国,说服他以后为我们工作。”
他说着,取出陈嘉庚在新加坡交给他的五万美元支票,递给顾维钧:“这笔钱交给你了,还有我父亲汇到你这里准备转给我的六万美元,也交给你,你就用这笔钱去寻找和聘请那个亚历山大弗莱明。如果十一万美元不够,那你暂时给他开空头支票,我以后再补上。记住,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顾维钧面露疑惑地接过支票:“这个人有这么重要吗?”
蒋纬国点头:“这个人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能够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并且他的发现还能成为我们的摇钱树、聚宝盆。”
顾维钧郑重点头:“好!我明白了!另一路呢?”
蒋纬国说道:“去美国芝加哥,联系一个叫保罗高尔文的人,这个人在芝加哥经营着一家叫‘高尔文制造公司’的收音机企业,你帮我联系他,说中国政府想跟他公司进行合作。”
顾维钧再次郑重点头:“行,我即刻去办。”
蒋纬国嘱咐道:“顾先生,这是国家机密,注意保密,只有我父亲、我、你三个人知道。”
顾维钧眼中露出惊奇目光,随后肃然正色道:“我明白!”
把这三件事交付给顾维钧后,蒋纬国回到自己房间里,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三件事都是有重大作用的,第一件事就不用说了,蒋纬国要把欧洲华侨也变成他的钱袋,第二件事具有两大作用,蒋纬国想跟犹太人进行互利双赢的合作,犹太人有钱又有才,但无权又无势,蒋纬国需要犹太人的金钱和才干,而第三件事主要还是为了捞钱。
医学上有三种药物号称“三大经典药物”,正是青霉素、阿司匹林、安定,因为这三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上最普遍、实际需求量最庞大、跟普通人生活最贴近。阿司匹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安定是一种作用广泛的药物,能克制焦虑、静心安眠、抗癫痫、抗惊厥、缓解炎症性肌肉痉挛、治疗惊恐和紧张性头痛,还可以用于麻醉辅助等;至于青霉素,更是大名鼎鼎,这种药物对人类而言具有不可替代、无法估量的重大作用,它可以强力而高效地杀死很多种常见病菌。没有青霉素,人在病菌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人如果感染病菌并且没有抗菌素,体内病菌就会大量繁殖,导致感染处发炎流脓、身体不断地恶化,最终让患者凶多吉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肺结核,没有青霉素的话,人得肺结核后必死无疑。
此时,那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的英国生物学家已经发现青霉素,但他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制造和提炼青霉素的办法,因为他的这个重大发现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直到历史上的1941年,青霉素才真正地成为用于治病救人的重要药物。蒋纬国如果能把亚历山大弗莱明和青霉素提前掌握在手,既能提高中国的医疗水平、救治不计其数的国人和国军将士,也能把青霉素变成一棵大摇钱树。
青霉素可以变成摇钱树,高尔文公司的发明也能变成摇钱树,因为高尔文公司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历史上的1940年,高尔文公司发明出一种轻便的军用无线电对话机,就是一种初级的步话机,在战场上作用极其巨大,但开始时没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蒋纬国如果能把这种便携式军用无线电对话机掌握在手,就跟青霉素一样,不但对中国抗战大有裨益,也能带来滚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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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蒋纬国这个外国人,他也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爱戴和衷心拥护,因为德国民众根本没理由不爱戴、不拥护希特勒。一战结束后的德国因为战败,不但从世界一流强国沦为了三四流国家,并且还被迫签署了极度损害德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德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是一落千丈,德国陆军只允许保留十万人,海军只允许保留很小的规模,空军更是不允许存在。毋庸置疑,德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被前所未有地践踏了,所有德国人都渴望德国能出现一个铁腕的领导人,带领他们重拾德意志昔日的尊严、荣耀、辉煌,而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在去年春,德国军队正式开始扩军,今年三月,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德国的莱茵区十分类似中国的上海,莱茵区本是德国的领土,上海本是中国的领土,但英法列强不允许德国在莱茵区驻军,日本不允许中国在上海驻军,可想而知,当德国军队重新进入莱茵区时,德国民众是何等激动,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希特勒在领导他们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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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个大魔头、恶贯满盈的战犯、杀人如麻的屠夫,这是不容置疑的,蒋纬国对此也是承认的,他没有丝毫“美化”希特勒的意愿,但他还是要跟希特勒进行合作,为什么呢?
第一,没错,希特勒确实不是什么好人,西方人恨透了他,但是,希特勒没杀过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蒋纬国为什么不能跟希特勒合作?难道因为西方人恨希特勒,所以蒋纬国也要感同身受地恨希特勒?这跟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有什么区别?希特勒双手沾满西方人的鲜血,但是,这关蒋纬国什么事啊?蒋纬国干嘛要给西方人哭丧?君不见,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无恶不作时,西方人也没有为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而感同身受、而仇恨日本人呀!
第二,只要能让中国得到胜利和强盛,蒋纬国就算跟魔鬼合作也是在所不惜。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天经地义的,哪怕要牺牲自己的灵魂;
第三,蒋纬国只是跟希特勒合作,而不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给希特勒,他的行为绝对不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丧权辱国,希特勒是他的合作伙伴,不是他的“外国干爹”。
前来迎接蒋纬国、蒋百里、沈嗣良一行的,是以国民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为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众人互相见面,客套寒暄一番,然后在程天放的安排下一起住进了大使馆,如此安排也是十分无奈的,因为经费缺乏。虽然蒋纬国给体育代表团提供了两万美元的赞助资金,但代表团成员们决定能省就省,绝不铺张浪费。
“百里先生,我在你们来柏林前就已经向德国政府递交了请求函,希望希特勒元首安排时间接见你们,德国政府对此已经表示同意。”单独会谈时,程天放对蒋百里和蒋纬国说道。
“那就好。”蒋百里轻轻地松口气,“希特勒既然肯见面,说明他暂时还不想排斥中国或放弃中国,那我们继续维持中德关系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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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蒋纬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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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动作也不慢啊…”蒋百里脸上同样浮出了阴郁神色,“看来,我们这次德国之行怕是不会那么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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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德国是中国最重要、最依赖的合作盟友,如果这个盟友站到中国敌人日本那一边,毫无疑问,这对中国的打击会是非常沉重的。
此时的中德两国外交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亲密无间的蜜月期。事实上,翻阅1840年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苏俄、英国、法国等东西方的列强大国无一不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四国因此而无不让中国人痛恨得咬牙切齿,反观同样属于西方列强之一但却屡受围攻的德国,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对其充满一种十分奇特的好感。
蒋纬国冷哼一声:“怕什么?在战场上,我们要打败日本人,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也要打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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